股东借款在临港注册公司中是否需要提供担保函？

凌晨一点，临港招商中心的办公室还亮着一盏灯。窗外，东海的海风正掠过滴水湖的芦苇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像极了无数个创业者在我耳边低语。桌上摊着一份《股东借款协议》，旁边是那份让我辗转反侧的《担保函》——这是今天新能源科技公司的张总第三次带着它来找我。他揉着太阳穴，眉头拧成个结：李主任，我们股东凑了500万投进来，现在公司要买研发设备，银行说必须让每个股东签个人担保，这不是不信任我们吗？<

我递给他一杯温水，看着他指节分明的手在担保函上摩挲，突然想起三年前自己刚来临港时，老领导拍着我的肩膀说：招商工作，既要守住底线，也要给创新留条路。可底线和路的边界，究竟在哪里？股东借款，到底需不需要这纸担保函？

一、那个让我想当然的答案

曾几何经，我以为这个问题很简单。刚入职时，跟着师傅去一家生物医药公司尽调，股东借款300万，没担保，没利息，半年后公司资金链断裂，股东以借款名义抽逃出资的质疑声四起。最后官司打了两年，不仅公司黄了，连整个临港生物医药板块的声誉都受了影响。从那时起，我笃定：股东借款必须担保，这是保护债权人、防范风险的金钟罩。

后来在行业交流中，这种认知被不断强化。律师朋友说：《公司法》第35条明文禁止股东抽逃出资，没担保的借款，怎么证明不是变相抽逃？银行信贷员直言：没有担保，我们怎么控制风险？万一股东把钱挪用了，找谁要去？就连招商手册里的风险提示章节，也赫然写着：建议股东借款附担保函，确保资金用途合规。

所以当张总第一次拿着担保函来找我时，我几乎是本能地重复了这套标准答案：张总，担保函不是不信任你们，是合规要求。银行要，我们也要，这是对公司、对股东负责。他当时没说话，只是把担保函折起来放进包里，转身时我看见他背影里的落寞——那是一种被规则绑架的无力感。

二、当安全带变成枷锁

直到上个月，我参加了临港新片区组织的创新企业融资论坛。台上，一位专做硬科技投资的合伙人说了句话，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：我们投企业，投的是‘人’和‘未来’，不是‘担保’。如果一家公司的股东需要靠个人担保才能拿到借款，那恰恰说明它最核心的资产——技术、团队、创新潜力——没有被看见。

这句话让我想起张总的公司。他们做的是固态电池电解质材料，团队清一色海归博士，手里握着三项国际专利，去年在临港科创大赛拿了金奖。股东借款500万，是为了买一套中试设备——没有这笔钱，专利就只能躺在纸面上。可银行呢？他们不看专利价值，不看团队背景，只盯着那张担保函：股东个人资产有限，担保能力不足，风险太高。

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们是不是把担保函当成了万能的挡箭牌？当企业轻资产、高成长，当核心价值是无形的技术和人才时，传统的担保逻辑是不是已经失效了？我曾一度认为没有担保=高风险，但现在我开始怀疑：我们是不是在用形式合规掩盖实质懒惰？——懒得去评估企业的真实价值，懒得去设计更灵活的风控工具，只是简单地把担保当成一刀切的解决方案。

更讽刺的是，行业里早已形成了一种担保依赖症。某次和同行聊天，他直言：我们招商部门KPI里‘风险事件为零’这一条，比‘引进优质企业’还重要。出了事，没人记得你引进了多少好企业，只记得你担了多少责。于是，为了不出事，我们要求所有股东借款必须担保，哪怕企业明明有政府补贴、订单合同、知识产权质押这些更可靠的还款来源；为了省事，我们拒绝接受信用担保政府风险补偿基金这些替代方案，哪怕它们能真正帮到创新企业。

三、被我们忽略的信任成本

上周，我重读了《创新者的窘境》。克里斯坦森在书里说：颠覆性创新往往来自资源有限的小企业，因为它们没有‘路径依赖’，反而能轻装上阵。可临港作为特殊经济功能区，我们口口声声要吸引创新者，却在用一套传统的担保体系给他们负重——这难道不是最大的矛盾吗？

张总的公司，股东都是技术出身，个人资产主要就是股权和房产。让他们签个人担保，意味着一旦公司失败，他们可能房子都没了。这种背水一战的压力，真的能激发创新，反而会让他们畏首畏尾？我逐渐意识到，担保函的成本，从来不止是法律上的责任，更是心理上的枷锁——它让股东不敢冒险，让企业不敢投入，让创新失去了试错的勇气。

更让我困惑的是，我们总在强调保护债权人，但谁来保护创新者？银行有抵押物偏好，招商部门有风险规避，那真正需要资金支持的科技型企业，他们的声音在哪里？记得有位经济学家说：金融的本质是信任，而不是抵押。当我们过度依赖担保函时，是不是已经偏离了金融的本源？

四、在合规与创新之间找平衡

经过反复思考，我开始重新审视担保函的价值。它不是金钟罩，也不是紧箍咒，而应该是一把钥匙——打开的是基于信任的风险共担机制，而不是冰冷的合规壁垒。

比如，我们可以借鉴临港科创贷的经验：对拥有核心技术、团队稳定的企业，由政府风险补偿基金提供30%的担保，剩余部分由银行和股东按比例承担。这样既降低了银行风险，又减轻了股东担保压力。再比如，对白名单企业（如获得国家级专精特新认定的企业），可以探索信用借款+资金监管模式——不要求股东担保，但借款资金必须用于指定研发项目，由第三方机构全程监管。

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担保。对于资产规模较大、业务模式传统的企业，担保函依然是必要的风险控制工具。关键在于分类施策：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，替代一刀切的担保要求；用动态评估的眼光，看待企业的创新潜力；用共担风险的思路，构建政府、银行、企业、股东的多方协作机制。

前几天，我又找张总聊了一次。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他时，他眼睛里的光又亮了起来：如果能有政府风险补偿基金支持，我们股东就不用再个人担保了！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：风险补偿基金的规模够不够？覆盖面广不广？评估标准公不公平？这些问题，没有标准答案，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。

五、深夜的追问：我们究竟在守护什么？

窗外的天泛起了鱼肚白，海风依旧在吹，但我的心却比任何时候都清醒。股东借款需不需要担保函？这个问题，本质上是在问：我们临港，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创新高地？

是成为一个绝对安全却死气沉沉的地方，用担保函把所有风险都挡在外面，也把所有创新都拒之门外？还是成为一个包容试错又充满活力的地方，用更灵活的机制、更开放的信任，让创新者敢闯敢试？

我想起了老领导的那句话：守住底线，给创新留条路。底线是什么？是防止抽逃出资，是确保资金用途合规，而不是用担保函把所有可能性都锁死。路是什么？是让技术能转化，让资金能流动，让创新者能感受到被支持的温度。

张总的担保函，我还没签字。不是因为我不负责任，而是因为我开始明白：招商人的价值，不是机械地执行规则，而是勇敢地打破不合理的规则；不是简单地规避风险，而是智慧地管理风险。当我们真正理解创新者的痛，当我们愿意为他们的未来承担一点现在的风险时，临港的担保函，或许就能从枷锁变成翅膀。

只是，这个转变，需要我们放下对形式合规的执念，拾起对实质价值的判断；需要我们跳出风险为零的幻想，拥抱创新有代价的现实。而这一切，都始于每一个深夜的追问——我们究竟在守护什么？是冰冷的文件，还是滚烫的创新？

天亮了，招商中心的灯还亮着。桌上的担保函，被我用笔轻轻圈出了一句话：本担保函不作为股东抽逃出资的认定依据。或许，这就是我们开始改变的第一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