临港开发区公司注销后如何处理公司知识产权纠纷？

凌晨两点，临港开发区的写字楼还零星亮着几盏灯。我泡了杯浓茶，翻出去年对接的那家新能源科技公司的档案——这家曾是我们重点引进的专精特新企业，如今已走完注销程序，却留下了一地鸡毛：原股东为争夺三项核心专利对簿公堂，两家下游合作企业因专利归属问题陷入侵权纠纷，就连开发区刚引进的配套产业园，都因担心专利雷区而暂停了土地签约。这让我想起上周法律顾问说的话：你们开发区每年引进上百家企业，可有多少想过它们'离开'时，知识产权该怎么体面收场？\<

一、被忽视的退出难题：当知识产权成为清算盲区

最初接触这家新能源公司时，我像往常一样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政策扶持、人才引进和产业链对接上。记得2021年项目签约会上，创始人老张握着我的手说：临港的营商环境让我们敢把核心技术放在这里。当时我满心欢喜，觉得又为开发区添了块金字招牌。谁曾想，两年后企业因资金链断裂申请注销，清算组在处置资产时才发现，那些被我们引以为傲的专利、商标、软件著作权，竟成了没人说得清的糊涂账。

我曾一度认为，公司注销不过是关门大吉，只要按照《公司法》规定的清算程序走，把剩余财产分配清楚，就万事大吉。毕竟《公司法》第186条写得明明白白：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、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，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，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。但现实是，当清算组拿着专利评估报告找股东签字时，三个股东互相推诿：A股东认为专利是技术团队研发的，应该归团队；B股东主张专利已质押给银行，银行应优先受偿；C股东则干脆表示这专利现在不值钱，谁想要谁拿走。法律条文在复杂的利益关系面前，显得如此苍白。

更让我困惑的是，这种注销后知识产权纠纷并非个例。去年临港市场监管部门统计，全年注销企业中，有37%拥有知识产权，其中62%未明确处置方案；而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，涉及注销企业的比例从2019年的8%上升到去年的23%。这些数字背后，是无数个像老张这样的创业者，和开发区招商人员未曾预料的后遗症。我们习惯了为企业开门，却从未认真思考过如何帮它们关门——这难道不是一种典型的重引进、轻退出的短视思维吗？

二、传统做法的死结：法律滞后与认知错位的双重困境

为了弄清楚问题症结，我重新翻阅了《企业破产法》《知识产权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又请教了几位资深法官和知识产权律师。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：现行法律对公司注销后知识产权的处置，几乎是一片空白。

《企业破产法》第114条规定，破产财产的分配应当以货币分配方式进行，但实践中，知识产权作为非货币财产，其评估、分割、过户缺乏统一标准。比如老张公司的三项专利，一项是实用新型，两项是发明专利，评估价值从500万到2000万不等，不同机构给出天差地别的结论。更麻烦的是，专利的价值与风险往往并存——可能一项专利现在看似无用，未来却可能成为某个技术突破的关键。这种不确定性，让清算组和债权人望而却步。

我曾认为，只要加强法律宣传，让企业在注销前做好知识产权规划，就能避免纠纷。但走访了几家律所后，我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某知名知识产权合伙人说：我们给企业做注销咨询，90%的老板第一句话是'专利商标能卖多少钱'，没人关心'卖不掉怎么办'。这种认知错位，源于长期以来对知识产权的工具化理解——企业只把它当成融资、上市的，却忽视了它作为无形资产的长期价值和社会属性。

更值得反思的是行业现状。目前临港乃至全国大多数开发区的招商考核指标，仍集中在引进企业数量注册资本产值税收等显性数据上，很少有人关注企业退出时的知识产权处置率。这种重数量轻质量、重存续轻注销的导向，导致招商人员像流水线工人一样，只管把企业引进来，至于它们怎么走走后留下什么，似乎与自己无关。我曾为自己一年引进20家企业而沾沾自喜，现在却忍不住想：这些企业未来注销时，会不会也留下一个个知识产权雷区？

三、破局之路：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治理的角色转变

这个困惑让我想起去年读过的《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与保护》一书中的一句话：知识产权不是企业的'私有财产'，而是推动社会创新的'公共资源'。这句话像一道光，突然照亮了我的思路——如果知识产权具有公共属性，那么开发区作为创新生态的构建者，是否应该承担起知识产权守夜人的角色？

我开始重新审视招商工作的全生命周期。过去，我们的服务链条是注册前政策咨询-注册时手续代办-注册后跟踪扶持，现在看来，必须加上注销前知识产权规划这一环。比如，在企业入驻时，就可以通过《知识产权托管协议》明确注销后的处置路径：是优先转让给开发区内其他企业，还是由政府设立的知识产权池回购，抑或是捐赠给高校科研机构？对于高价值专利，甚至可以探索专利保险+处置基金的模式，确保企业退出时知识产权能物尽其用。

这个想法刚提出来，就遭到了同事的质疑：招商已经够忙了，哪有人手管注销的事？万一企业觉得我们多管闲事，不来临港投资了？这些质疑让我一度犹豫，但老张公司的案例始终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如果当初我们能提前介入，帮他们制定知识产权处置方案，或许就不会出现现在的纠纷，更不会影响后续企业的引进。经过反复思考，我认为：真正的营商环境，不是无微不至的保姆式服务，而是未雨绸缪的全周期保障——这恰恰是临港作为国家级开发区应该有的担当。

四、未解的困惑：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

这条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。比如，如何平衡知识产权市场化处置与政府适度干预的关系？如果政府过度介入，是否会破坏市场公平？又比如，对于恶意注销逃避知识产权责任的企业，如何建立惩戒机制？这些问题，目前还没有标准答案。

我逐渐意识到，临港开发区的知识产权治理，需要一场从点到面的系统性变革。或许我们可以先从试点开始：选择几个重点产业园区，设立知识产权退出服务站，为企业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价值评估；联合高校、律所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，建立知识产权处置专家库；探索建立企业知识产权信用档案，将处置情况纳入企业信用评价体系。这些举措虽然微小，但或许能成为破冰的开始。

夜深了，窗外的临港新城已陷入沉睡。但我知道，那些注销企业留下的知识产权问题，依然在某个角落里发酵。作为招商人员，我们常说栽下梧桐树，引得凤凰来，但或许还应该加上一句：当凤凰飞走时，要确保它留下的羽毛，能成为后来者的翅膀。这，或许才是开发区真正的软实力。